胸怀大爱，灌溉科学的种子

他是扎根山川大地研究植物的科学家，是春风化雨培养人才的教育家，还是为科普事业尽心尽力的社会活动家。他用53年时间做了别人用100年才能做完的事。

他是钟扬。

本报记者 杨 雪

从复旦大学出来，灰暗的天空飘起小雪花，上海迎来2018年第一场雪。

时隔近半年，同事和学生们还没适应离开钟老师的日子。

“有我在，你们担心什么呢？”钟老师总能让每个有困难的人定心。他那“哈哈哈”爽朗的笑声是大家缓解焦虑的必备良药。

一切在2017年9月25日戛然而止，出差途中的一场车祸带走了年仅53岁的钟老师。

猝不及防的永别和愉快的过往交织着，大家谈起钟老师，很容易突然泣不成声。睿智、风趣、热心、豁达、家国情怀……一位心有大爱的知识分子形象愈发具体：他是扎根山川大地研究植物的科学家，是春风化雨培养人才的教育家，还是为科普事业尽心尽力的社会活动家。

他用53年时间做了别人用100年才能做完的事。他是钟扬。

青藏高原，他的科研乐土

“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建立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是钟扬还没完成的梦。他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身影。

过去十几年，钟扬每年有一小半时间都在西藏工作，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林芝雅鲁藏布江边，行路超过10万公里，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他相信，现在为国家保存这些特有植物的基因，将带给未来无限可能。

钟扬常说，“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他的科研道路，就是在不断地做梦、圆梦中走出来的。

1984年，钟扬从中科大少年班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所，那时他几乎不认识什么植物，因为他是学无线电的。一年后，他背熟了所有植物的俗名和拉丁名（国际植物学界进行交流的标准用名）。“当时他有一台计算机，就琢磨怎么能利用起来研究植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系副教授雷一东也曾在武汉植物所工作，他说钟扬特别喜欢大胆假设。

随着生物数据模型与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钟扬越来越沉迷于他的“跨界”研究。千禧年来临之际，已经是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他毅然放弃副厅级待遇，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全心全意当教授，深耕分子进化分析方法及应用。

“西藏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钟扬总是说，气候条件越恶劣环境下的植物越有研究价值。特别是在青藏高原那些植被稀疏、盖度小的地方，植物的分布规律体现了植物如何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

“在海拔4150米的地方，他找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拟南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杨永平研究员介绍，拟南芥是植物界的小白鼠，全世界有一半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在全基因组测序基础上检测功能基因适应性进化的结果表明，西藏拟南芥为目前世界上所发现野生拟南芥的原始群体。

援藏16年，带出生态学“地方队”

在青藏高原漫长的野外考察路上，钟扬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需要一位科学家，还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复旦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博士，但他们不一定对在高原上收集种子这种高劳动强度、低回报的工作有那么大帮助。”只有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团队，西藏的生态研究才能走得更远。

从2001年与西藏大学开展科研合作，到2010年起连续成为中组部第6、7、8批援藏干部，钟扬奔忙于西藏的高等教育事业，乐此不疲。2015年突发脑溢血后，医生告诫他西藏不能再去了，但他不听，接着申请中组部第9批援藏干部。

“本来定在9月28日，钟老师来学校参加一流学科建设讨论会。”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念叨着，仍然难以接受恩师的离开。钟扬带领藏大生态学拿到了第一个硕士点、第一个博士点、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现在又入选“双一流”。发展的框架刚搭起来，他们的钟老师却突然走了……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钟扬曾在纪录片《播种未来》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他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已经成为自治区科技厅西藏高原研究所种质资源库主任。

在藏大实验楼四楼的一个实验室门口，挂着教育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化”创新团队的牌子。拉琼介绍，团队2010年获得支持后，又在2016年获得滚动支持。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用好钟老师留下的资源，加倍努力搞科研。

上海自然博物馆里充满科学的欢乐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钟扬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担任着上海科技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顾问，17年来，无论展览工程、科普活动，还是指导科技馆员工，他几乎有求必应，把已排满的时间表再挤挤。

钟扬50岁生日是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过的。“那天是周末，他和我们讨论了一天图文版，然后晚上非要请吃东来顺，我们才知道他过生日。”上海科技馆研究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说，自然博物馆建设过程中，钟扬是图文版的总负责人，反复推敲过每一个词条。现在馆里差不多一半的图文版是他亲自撰写的，包括难写的词条和“前言”“后记”这种重要内容。

在自然博物馆非洲展区，对金合欢的介绍就来自钟扬的灵光一现。非洲稀树草原上的哨刺金合欢为了防止自己被动物啃食，长满10厘米的刺，但挡不住长颈鹿；刺里有蜜，吸引了蚂蚁来居住，当家园受到侵扰，倾巢而出的蚂蚁可以赶走长颈鹿。如何形容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钟扬想到了《菊与刀》，于是有了标题“金合欢的‘剑与蜜’”。

他是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热心肠的老大哥。得知自然博物馆展示青藏高原生物还缺高山蛙和温泉蛇标本，他马上表示出野外时可以帮忙找。现在，在青藏高原展区可以看到这两件不算起眼的标本，但钟扬作为标本贡献人并没有署名。

“8月25日，钟老师来馆里给中学生夏令营做科普讲座，当时人太多，我就没挤上前去打招呼，反正老见面。”说起这万万没想到的最后一面，鲍其泂哽咽了。面向青少年的科普讲座，钟扬每年都要做几十场，场场爆满。能把科学讲出趣味的人太稀缺，而他以一种段子手的感召力，能点燃普通人对科学的兴趣。

还没顾得上把一场场妙趣横生的科普讲座录制成系列视频，钟扬突然走了。

在银川举行的追悼会上，花圈铺满广场，人头攒动，大部分人都是自发赶来和钟老师说再见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告别式前夕甚至买不到从上海去银川的机票。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在上海，在西藏，钟扬的事业还将继续。而他在青少年心中埋下的科学种子，和在青藏高原收集的种子一样，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发芽……